在今年的两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西部”，无论是在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会上，还是午餐和会后的休息时间，无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大家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西部”。
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每年都是记者们对代表委员进行“围追堵截”的最佳采访场所，记者的攻势往往能折射出当年两会的热门人物与热门话题。今年，东部沿海的领导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广东省省长卢瑞华说，这次是他上台阶最顺利的一年，而往年卢瑞华总是被几十名记者“围攻”，没有十几分钟休想脱身。
记者们的眼光全部投向了西部，只要代表们胸前的代表证上出现了西部各省的字样，立刻就会成为围追对象。记者看到，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青海省代表鲍志义一下车就被大批记者围住，西部各省的领导今年在大会堂前的台阶上成为记者们瞄准的最佳目标，经常会看到记者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一位代表，在嘈杂的提问声中，一个被不断重复的词清晰地传出来，那就是“西部开发”。
（《北京晚报》3．7张鹏等文）
“我们只有一张白纸”
许多代表、委员指出，西部大开发这一决策给中西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西部生态太脆弱，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我们的水源和风源都在西部，如果西部的环境遭到了破坏，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洗鼎昌委员在发言中说。他建议，西部大开发必须加强科技含量，要有知名的科学家参与决策。
可喜的是，来自西部的委员们也意识到了西部开发必须将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结合。甘肃省原省长穆永吉委员提出，开发西部，应摒弃传统的“竭泽而鱼”式的突进经济增长方式，即由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低消耗、高效益，生产与环保并重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经济参考报》3．7王一娟文）
“大开发不等于大开荒”
“大开发不等于大开荒，更不等于大开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淀佐委员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心中的期望：西部开发不能一哄而上。
中科院院士张新时委员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西部首先要恢复生态环境、建设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指导思想十分正确，“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16字方针切实可行。但当前西部地区出现了抢速度，自行加码扩大退耕还林（草）面积的情况，将20度以下的梯田、很好的良田都挖了坑准备种树。因此，一定要以实事求是和科学的态度，牢固树立恢复生态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的思想，切不可大哄大拥、大干快上。
对于“西部大开发带来大开放、大开放带来大发展”的提法，对于新闻媒介对“西部热”的推波助澜，极可能诱发数百万的“西部民工潮”，科技界委员们深感忧虑。曾庆存委员说：“必须从百年大计甚至千年大计出发，认真调查研究，制定科学、全面的总体规划。”
（《北京晨报》3．7李斌等文）
开发规模以水为限
西部开发必须是适度开发，曾庆存委员认为：开发规模必须以水资源量为限。地下水和雪融水、冰川融水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用尽将永远荒芜。西部的绝大多数省区都严重干旱缺水，必须以水的供应量决定开发规模。
殷鸿福委员也指出：西北地区的地下水圈和地表水完全是一个封闭系统，每年产生多少、蒸发多少、容载量多少，都可以精确计算。新疆目前因为人口少，人均水占有量居全国第四，如果一下涌进一两百万人，将是怎样的结果？因此，西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要以水为本。
（《人民政协报》3．7彭宇等文）
西部大开发一个最大障碍——惰性文化
政协委员张贤亮直言：传统保守的文化氛围是西部大开发的最大障碍之一。
西部一些省区的经济长期受国家补贴，早已习惯于固定的低水平生活，养成了依赖心理。哪怕能博取更大的利益，也不愿冒一下风险。所以不少有见识的干部最终学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作风。上面和下面的惰性相互牵制，相互促进，长年累月地逐渐形成一种顽固的因循守旧的文化氛围，像一张无形的网，使改革在西部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羊城晚报》3．9）
西部不能忽视控制人口
目前西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东部发达地区的一倍多，政协委员、国家计生委科研所所长李伟雄建议必须采取得力、有效的措施打破西部地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同时要用搞开发、抓经济的劲头来抓西部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经济时报》3．6杜登彬文）
应汲取东部教训保护西部文物
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毕克官说，大量的文物古迹集中于西部地区，长城的大部分在西部，丝绸之路沿途的古城，青海甘肃的彩陶，宁夏的宫殿和古墓等。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可能会发掘出不少文物，如果不及时加以保护就会毁于一旦。“大开发是好事，但是开发并不意味着破坏。”毕克官说，他来开会前，不少从事文物和古迹研究与保护的人都给他打电话，让他把意见带到会上去，在东部的建设过程中，毁了不少古城古迹，这些经验和教训在西部开发时应该被汲取。
（《中国青年报》3．7冯雪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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